超六成外卖员无社保，外卖行业何时才能“众乐乐”？

如今外卖行业发展可谓蒸蒸日上，而骑手作为外卖行业的“毛细血管”，其相关的保障问题也亟待提上议程。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及其团队在2020年11月于北京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外卖骑手六成以上没有社保。有社保的骑手多为兼职，是原单位交的社保，或是骑手自行缴纳。目前外卖骑手大多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

调查方法和取样样本的科学性暂且不论，但这个结果确实暴露了当前外卖骑手这一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遇到的窘境。

外卖骑手的保障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很多外卖平台和外卖骑手属于众包关系，双方并没有签订劳动和劳务合同，因此骑手和平台并不存在实质的雇佣关系，在法定意义上属于个体工商户，二者是合作关系。

既然不存在实质雇佣关系，那么按理说，平台就没有义务向骑手提供工伤险、社会保险、医疗险等权益。这就可能意味着，出现事故时骑手需自行负责，因此骑手维权的压力不可谓不小。

但并非没有维权成功案例。上个月，某外卖平台骑手撞伤行人导致十级伤残，骑手、外卖运营公司均被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31万余元，尽管当时公司声称涉事骑手为外包人员，但法院方面认为，外卖经营公司对于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不论是否是外包人员，公司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最终，一审法院判决公司赔偿涉事行人共计27万余元。

无奈的是，即便法律可以使平台分担骑手因工作导致的经济赔偿，骑手的社会保险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中间的症结在于，绝大多数的骑手，特别是位于大城市的骑手，很大部分是来自非本地户籍的外地人。

而对于非本地户籍的骑手，当外卖平台不自愿提供社保时，这类骑手主动寻求通过社保等方式获得保障的可能性较低。一方面，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后，最后拿到手的工资会减少；另一方面，非本地户籍的骑手，其工作的流动性较强，长期在一个工作城市就业的可能性小，而这恰好又与现行社保制度相矛盾。

目前来说，在现有的社保制度下，五险一金通常只能转移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并且要新工作地接收才可转移，然而可能对外卖骑手“最实用”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则是属于现收现付，无法转移。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持续缴纳但或许并不能在今后派上很大用场的社会保险，对于外卖员来说，将其折现为收入更为划算。

看起来，外卖公司和骑手似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近日频频发生的意外，打破了外卖公司和骑手此前勉强维持的“和平”。

上个月，北京一骑手在送餐过程中意外猝死，“3万元保险费”再次引发了大众对外卖员保障问题激烈的讨论。在市场压力下，外卖公司最后将猝死保障额提升至60万元。并且承诺在新的保险规则实施前，平台将提供抚恤金。

习近平主席曾经表示，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外卖行业接连发生的“血的教训”下，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有益的尝试来保护外卖员的权益。

近日，广东省人社厅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明确提出，2021年4月1日起，新业态从业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注册并接单，提供网约车、外卖或者快递等劳务的，其所在平台企业可参照该文件自愿为未建立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

上述文件还指出，鼓励从业单位在为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基础上，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尽管只是“自愿”和“鼓励”，也是政府为争取外卖骑手权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今后出台更具体有力的措施指定了方向。

互联网行业，创新往往走在治理前面，相关规范治理政策也是伴随着新模式弊端的浮现而产生和完善。据美团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光在美团获取收入的骑手就已达295. 2万人。随着外卖行业的壮大，外卖骑手的数量只会增不会减，骑手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将越来凸显。

对此，一方面，相关部门有必要提高其政策的前瞻性，在市场出现更为极端的事件之前，利用有力的法律保障，预防更多恶性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外卖公司需要在有关政策酝酿出台前，给予骑手充分的人文关怀；最后，消费者方面也可以适当对外卖骑手加以理解和宽容。